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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禍害有最深刻體會嘅,相信一定係香港警隊,聽吓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對《蘋果日報》停運有何感想//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坦言對《蘋果日報》停運不眷戀,斥該報正是一百次的謊言能變真理活生生例子,持續涉抹黑警隊和造假、徒增警察工作量。 林志偉接受訪問時:「公道自在人心,真理定必勝利!」他又說:「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對《蘋果日報》的結業不會有眷戀。」 創立26年的《蘋果日報》宣告停運,該報多年來以譁眾取寵,抹黑警隊的報道手法吸引讀者,林志偉形容:「說一百次的謊言能變真理,我相信這點,而活生生的例子是《蘋果日報》」 他解釋,黑暴最嚴重的時間,在新城市廣場有外地遊客,當日逛商場時遇到黑暴事件,他想離開,防暴警察同事護送他離開,由於有人不斷掟物件,故警員拿着盾牌保護他,本是好人好事。但當《蘋果日報》報道時,卻顛倒是非,反指防暴警察野蠻驅趕在新城市廣場內的市民。猶幸,這位遊客主動出來為警隊澄清。否則,《蘋果日報》又造假成功了。 他批評《蘋果》這類顛倒黑白、妖魔化警隊的新聞,令警隊工作量增加很多,破壞警隊形象,增加同事日常出外工作的困難。即使警隊努力出貼文澄清,但因《蘋果日報》搶了先機,大部分人會先入為主,感觀上誤會警隊的解釋是掩飾。 林志偉慨嘆,知識水平這麼高的香港,竟然這麼容易有人相信杜撰出來的故事:「到現在這一刻,還有人相信。」 此外,林志偉質疑《蘋果日報》經常引述的網上消息和知情人士的真確性?他舉例,8.31太子站打死人和新屋嶺強姦事件等,是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來,《蘋果日報》不單沒有求真、求證,反而就着網上傳言,便放上頭版,加以宣傳,令整個香港當時混亂的局面亂上加亂:「這種報道方式是很歹毒!故意將代表政府的警察妖魔化!」 他分析,當動搖了警隊的軍心,由其他被顏色革命所害的國家的經驗可見,當一個地方的警察或軍隊等武裝力量被動搖,這個政府自然會慢慢被瓦解。 https://youtu.be/fg6pzliTxHk...

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郭蔭庶先生接受彭博訪問     Stephen Engle:副處長你好,多謝你抽空接受彭博電視訪問,並在警察總部接見我們。 副處長(管理):謝謝貴台邀約,本人十分榮幸。 Stephen Engle:首先不如談談你們的切身感受吧。過去年半以來,警務處各人員所面對的境況,究竟如何艱難? 副處長(管理):我會這樣說,算是應付過來。這段時期是我在警隊歷來所見最為艱辛的,不僅因為我們須面對極端暴力的手段和涉及至關重要的議題,還因為所有人員及其家屬和朋友,在精神上都承受沉重的壓力。這是前所未見的。我們甚至感到四面受敵,我們必須以無比決心,克服達至極限的考驗。原因是我們會記掛家人的安危,而他們實際上都留在家中,與警隊工作並無關係。此外,亦會想起在學校上課的子女,他們會被欺凌,被針對,被嘲笑羞辱,甚或拳打腳踢,而如此對待他們的除了同學之外,有時竟還包括老師。對人的信任,已不再存在。 Stephen Engle:不過抗議初期,算是大致和平吧,並不是一開始便充滿暴力罪惡的。那麼,你和你的同事如何協商討論,不得不去處理最終演變成政治僵局的難題?是否困難重重? 副處長(管理):對於此事最初以至整個運動的性質,我認為你的說法有欠精確。 Stephen Engle:那你會怎樣形容此事? 副處長(管理):本來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也不是首次處理騷亂,而且在香港亦司空見慣,已成為過去數十年的標誌。因為香港社會是非常自由的,我們容許市民抗議示威。就批准遊行和公眾集會而言,香港極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Stephen Engle:是《基本法》訂明的? 副處長(管理):是《基本法》和《公安條例》。示威者要通知我們有關的公眾活動,但有別於美國紐約,香港市民從來不須向警方申請許可證,所以從這方面來看,香港無疑是最自由的社會之一。同時,我們並非首次面對這類騷亂,我們不過如常處理。當初事情發生,我們一如以往,像每次在香港街頭出現遊行示威一樣,我們作好準備,以防人群之中有暴力分子,或一些伺機使用暴力的人,這不是什麼新鮮的事。因此,當你說抗議初期和平,你其實忽略了當中同樣潛藏着暴力分子,他們蓄勢待發,而結果亦有目共睹。 Stephen Engle:你對有關事件轉趨暴力早有準備? 副處長(管理):我們必須作出準備。 Stephen Engle:你們一定已看過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的前海外專家Clifford Stott的意見。Clifford Stott總結詳盡的報告,他認為他必須離開監警會的國際專家小組,因為警方的部分行動挑起了一些暴力行為。我相信你不會同意這些意見。 副處長(管理):是的,我不同意。首先,這些意見其實是其他參與相關會議的人提及的。Clifford Stott 大約用了四、五小時與警務人員會面,由抵港至離港,時間合共五天,亦沒有會見與會人士…… Stephen Engle:他說他沒有能力自行進行調查。 副處長(管理):因為當時他不是負責做調查的。邀請他來港,是希望他審視制度和看看監警會建議如何剖析在香港發生的連串事件,藉以增加透明度。他最後作了一些—婉轉點說—不成熟的評論。其中一項較少提及的是,早在得知他將獲邀請參與有關工作並在消息公布前,我便檢視過他的資料,發現他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曾給黃之鋒及其黨羽“like”。 Stephen Engle:所以你認為他一開始已有偏見? 副處長(管理):肯定如此。有意見指作為學者,他應顧及事件的不同方面。不過,我認為每個理性的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意見,不論實際上是否公平對待事件涉及的雙方。因此,以我個人來說,同時作為警務處副處長,我不太相信他說的話。 Stephen Engle:你認為監警會是否公平或有沒有不妥之處? 副處長(管理):我認為監警會非常公平,因為監警會的確提出了方法,以處理這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並遵守相關規範。說回Stott的意見,他着眼於監警會欠缺能力的問題,當中一項主要批評是監警會欠缺進行獨立調查的能力,可是那從來都不是聘用他的目的。是次調查並不是要調查警隊,而是要先陳述詳情和事實,好讓公眾能審視事實並作出判斷。我認為,監警會得到主席的領導,加上一些勤奮的成員努力不懈,工作做得相當出色。他們對公眾採取開放政策,鼓勵任何人站出來向他們提供資料,甚至匿名也可以。他們費盡苦心,逐格逐格觀看錄影帶,試圖斷定到底發生了什麼,從影像看出當時發生什麼事,然後才確實……(被Stephen打斷)   Stephen Engle:也有意見表示,應該成立完全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當然,這項建議最終不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納。於是,調查工作交由警隊自行負責。 副處長(管理):關於這一點,我不想詳細談論,很多人比我更有資格評論此事。但我要指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做法,絕不可行,原因是當前的議題引起社會嚴重分歧,而警隊又是眾矢之的。在為此進行的調查或獨立調查中,只有警察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至於不透露姓名的示威者,他們肯負責嗎?他們會為自己的言論承擔責任嗎?所說的話可以核實嗎?這樣進行的調查工作,何來公平,何來獨立?如果在推展前明知有種種問題,仍主張這樣做,道理何在?我的出發點,是非常具體而實際的。 Stephen Engle:香港警隊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警隊」,但普羅大眾與警察之間已經失去互信,你打算如何修補關係?我的意思,並非香港警察不再如以往優秀,而是社會充滿對立,對警隊也懷有敵意。 副處長(管理):你剛才說「普羅大眾」。首先,我不敢苟同,因為這正正是那些宣傳手段向人灌輸的概念。 Stephen Engle:社會上有些人……有不少人,但未至於大多數人—這裏有點咬文嚼字—而「普羅大眾」則泛指所有人。 副處長(管理):我不得不指正這一點,因為這正是宣傳手段產生的效果。其實我不是否定你的觀點。社會的確欠缺互信,成因就是那些宣傳手段。是否屬於宣傳手段,我們可以改天再談。至於社會是否欠缺互信?是的。警隊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下定決心,採取措施,以修補關係。 Stephen Engle:具體而言,會有哪些措施? 副處長(管理):具體而言,警隊必須踏出第一步,而我也一直向同僚解釋,過去發生的事,無論原因為何,警隊都必須踏出第一步,才能有機會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讓彼此建立信任。只有踏出第一步,才可以增進理解,消除成見或誤解。只有如此,警隊才能加深外界對警隊的整體認識,然後才可望扭轉現時的局面。 Stephen Engle:警隊的招募工作受到多大影響? 副處長(管理):警隊的招募工作,確實遇上了困難,但這也是意料中事。警隊面對的宣傳攻勢如斯猛烈,而且經過精心策劃,目的顯然是要損害警隊的合法地位,在背後操縱一切的人包括舉足輕重的外國政府勢力,而且是大有來頭的勢力。警隊因而碰壁,不足為奇。 Stephen Engle:警隊招募人員的方法和方向,以及警隊哪些組別須招聘人員,想必都有所改變。會較着重物色戰術方面的人員,還是偵緝方面的人員﹖《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警隊的職責範圍顯然有所擴大。最近又有選舉制度改革,增設審查委員會,同樣意味警隊的職責會隨之增加—我們稍後會談談這一點。那麼,警隊到底有哪些崗位必須增聘人手? 副處長(管理):首先,我談談最基本的招募工作。就招募人數而言,不少人以為現時警隊取錄人數之所以減少,原因是投考人數不足,但事實並非如此。在2019/2020財政年度,仍有約12 000人投考警察,若投考人都符合警隊要求,警隊實際上只能錄取當中一部分人。至於本年度,到目前為止,警隊收到約11 000人的投考申請,但招聘目標約為1 600人。換言之,警隊可以從大量投考人當中加以挑選。 Stephen Engle:可是你剛才提到,招募工作遇上了困難。 副處長(管理):困難的原因,是警隊並未僅因為投考人數減少而降低入職要求。在香港擔任警務人員,工作絕不輕鬆,人員必須下定決心,而且具備各種技能和心理質素,還要符合其他條件。 Stephen Engle:警務人員也必須愛國嗎? 副處長(管理):任何有意在香港擔任公職的人,都應該愛國。同一道理,適用於所有國家,美國也不例外。你對自己的同胞也會有同樣的要求。愛國這項要求,理所當然。 Stephen Engle:選舉制度改革的法例規定,擬參選立法會議員的市民先要通過審查,警察在當中會負責什麼工作? 副處長(管理):關於這一點,我能談的不多,畢竟我並非負責實施《港區國安法》的人員。 Stephen Engle:據我們所知,來自國家安全部門的警察會負責審查工作,然後交由國安公署決定批准與否。審查過程會包括什麼步驟,背景審查等等的工作會如何進行—可否透露一二? 副處長(管理):這些問題,我都無法解答,因為我對於審查如何進行確實一無所知,畢竟我不是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但是,你只要環顧全球各國如何維護國家安全、搜集情報和進行相關審查,就會發現各地做法其實大同小異。箇中關鍵,不外乎確保威脅得到識別,繼而判斷必須採取何等措施,以處理相關風險。世界各地也奉行相同做法。你只要留意貴國本身的制度,大概便能找到答案。 Stephen Engle:不知道你可否詳細解釋—剛才提到的工作,無論是監察還是審查,是否都必須持續進行? 副處長(管理):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和剛才一樣。試問哪一個國家會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已經做夠了,可以暫停,容後再作處理?國家安全的相關風險,都是實實在在的風險,而且我認為是長期存在的風險,這正正是因為我們身處的國際環境充滿敵意,正正是由於世界上有些國家的本性就是動輒發動侵略。 Stephen Engle:你指美國? 副處長(管理):對,我就是指美國。美國也早已表明,他們以壓制中國的發展為目的,這是公開的秘密。 Stephen Engle:你可有具體證據,證明本地出現街頭動亂,以致警隊必須加以制止,背後由美國積極參與煽動? 副處長(管理):這同樣是公開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美國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有一位前會長名叫Allen Weinstein,他曾公開表示,過往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秘密進行的活動,後來已由NED接手,他們承認已就同一目的在香港活動了二十多年。2020年5月,作家Laura Ruggeri將自己的遭遇寫成長文,講述這些活動如何早於1994年便已開始,文中提及的日期亦完全吻合。此外,CIA前特務John Stockwell也著有In Search of Enemies (尋找敵人)一書,當中講述美國政府如何暗中主持宣傳工作,試圖動搖外國政府的管治。 Stephen Engle:換言之,你認為香港一直是一枚棋子?正因如此,香港才落得如斯田地—包括《港區國安法》實施、選舉制度改革,以至北京日後可能會頒布更多強硬的政策—是這樣嗎? 副處長(管理):沒錯,因為美國這樣做符合其地緣政治利益。以香港的實際情況論,我確實注意到有相關證據,證明美國從事這些活動。我並非要評價這種行徑的是非對錯,畢竟每個國家都有權決定如何拓展自己的戰略利益。但是,我們也和別的國家一樣,有權捍衞自身利益。   Stephen Engle:全面保障香港安全又是什麼意思?是指更多監察?街上有更多警察?加緊審查傳媒?我不是說香港是一個警察城市,根本說不上是,但國際間的看法便是這樣。 副處長(管理):這個看法是錯的。讓我告訴你,作為警務人員,我們心繫民生事宜。市民是否安全、晚上出外是否感到安心、能否放心讓青春年少的女兒晚上獨自回家,都是民生事宜。這不是政治。我們有權獲得安全保障,也有權享有安定的生活。只有這樣,社會才可正常運作。2019年發生的連串事件正好說明,當安定和安全受到破壞,社會便完全不能正常運作,而當時社會各方面已達崩潰的邊緣。假如同樣事情再次發生,我們會一如以往,盡忠執法。目前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正採取措施確保所有制度均已修正,以達到安定、安全和繁榮的目標。由始至終,全球各國都以這三個目標為本,任何政治或政府制度最終都希望達到這三個目標,而警務人員所肩負的職責,正是要確保這些目標得以實現。 Stephen Engle:因應2019年發生的事件和暴力的程度,警隊的訓練有何改變?此外,警務處透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提出要求,而陳茂波亦已大幅增加對警方的撥款,包括國安方面、本地警察,以及對防暴裝備的需要,以便一旦發生報復事件,能夠有效制止。 副處長(管理):警隊已取得政府撥款進行有關工作,我們一直在不斷努力。事實上,我們在社會騷亂期間已着手工作。幸而政府體恤我們,明白當前的困難和警隊需要有足夠的裝備和撥款,令我們確實能應付街上的騷亂問題。 Stephen Engle:訓練有何改變?改變大嗎,包括人群控制、遏止任何類型的事件演變為那時候街上所見的情況? 副處長(管理):關於有組織的訓練,經常都會改變,因為街上的實際情況時有轉變。我們從戰術方面開始改變,只要戰術明顯需要改變,訓練便會隨即改變。所以,警隊並非事後才去考慮,這是我們急需處理的事。我們已就多項檢討作出跟進,也就監警會報告公布的52項建議,與警隊內外的持份者緊密合作,以確保可切實地調整和改進我們的訓練,一如之前向監警會匯報的一樣。警隊不單關注監警會報告提到的事項,亦加入不少相信會有助改進的措施。   Stephen Engle:關於改進的措施,可否以具體例子說明?有人建議,香港警察何不用電槍代替橡膠子彈或催淚彈?催淚煙曾於室內地點包括港鐵車站內使用,橡膠子彈也曾在近距離向人發射,相比之下,電槍也許不失為殺傷力較低—儘管仍有殺傷力—的武器。 副處長(管理):關於電槍殺傷力較低這個說法,何以見得?催淚煙雖然會引致流眼水和呼吸不暢,但並不會造成永久傷害。至於電槍,儘管有不少學術研究認為十分安全,但有關情況因人而異。我個人認為,此事可以由警隊加以研究,而警隊也一直在研究。至於採用電槍與否,警隊不會貿然作出決定,要知道警隊行事素來認真盡責,更何況不乏安全得多或爭議性較少的武器可供選擇。 Stephen...

Oscar Kwok, Hong Kong Police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managemen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Beijing-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the months of protests that rocked the city. He speaks with Bloomberg's Stephen Engle. (Source: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videos/2021-04-01/h-k-police-s-kwok-discusses-impact-of-national-security-law-video"  ...